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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宇:新实体经济 科技赋能与金融导引


今天的分享,谈一谈我对金融一点点的理解。这次选择的题目为《新实体经济:科技赋能与金融引导》。本着这个主题与大家谈一点我的看法,希望这一个小时大家有一定的共鸣和收获。 


关于金融的定位


为什么要选择《新实体经济:科技赋能与金融引导》题目?

我做金融2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金融到底是什么?金融到底是怎样的部门?是怎样的产业?到底为社会在发挥怎样的价值?

这些问题,在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间有过很多的争议和讨论。我想对金融定位讨论最多的三个方面是这二十年时间大家基本形成共识的:

第一阶段,大家觉得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能够为经济的融通发展提供帮助,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达。

第二个对金融的理解是:最近20年以来,特别是随着美元全球化、金融国际开放和全球化,以及人民币全球化的进程,大家意识到金融产业是一个现代服务业。特别在中国也有过这样的界定,把金融定义为一个高端服务业。因为它本身有自己存在的逻辑,有自己的产业价值,包括各地政府也把金融作为高端服务业来引导和发展。金融体现了服务业的一些独特的特征:人力密集、知识密集、甚至包括资金密集,这都是高端服务业的特征。

第三个定位,金融可能回归到它本质上的一个价值。最近三年来,政府、全社会包括金融部门自身都在讨论:金融的价值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其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从他第一天开始就是如此,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30年的时间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最近三年,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到了行业最高信条,不管是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还是新兴的投资机构:PE、VC、新金融、草根金融等,都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

之所以把服务实体经济当做金融部门最重要的职责,特别简单地说明一个问题:金融在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与服务于实体经济出现了一些背离、矛盾、争论。我在很多场合把这种争论叫做虚实之争,这也是社会一直讨论的: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与传统经济产生了一些摩擦。

   

经济发展的虚实之争


举两个例子让大家理解一下:

比如说在中国今天的第一大产业房地产,是实体产业?还是虚拟产业?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认真思考。从传统的哲学角度,或者从客观存在的角度讲,房地产是一个典型的实体产业,需要生产资料中土地这样的要素。需要钢铁、水泥、涂料等建材,它是典型的实体经济。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为什么房地产业在最近20年或者30年得到快速的发展?在房地产的发展过程中,开发商拿一块土地,为什么要发展出来那么多的金融工具?甚至开发商在策划、整理这块土地之后,就出现了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在每一级开发过程都可以使用金融工具。

在开发商还没有拿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使用拿地贷款,有那么多的信托部门给他们融资。等开发商拿到土地之后,就有了所谓的开发贷款,很多银行为他们贷款。当产品进入到商业环节,更多的金融部门被引进到了价值创造的链条中。

在新房销售过程中,不仅发明了按揭贷款,甚至发明了首付贷,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信用和金融工具,去帮助房地产产品销售。

在产品销售完一遍后,又出现了二手房。在二手房的销售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甚至在一手房和二手房保、存、续的过程中,我们根据房产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融资通道,大家都能体会到中国的银行融资,最后都是指向土地和房产质押,而另外一些消费类贷款,如教育和装修贷款,毫无疑问都是和房地产挂钩。

如果再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去观察房地产相关,比如说房地产企业的上市、融资、发债;房地产证券化,比如长租公寓、合约金融等。我们看到房地产产业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有着金融部门的创造力,有着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所以也可以讲,房地产就是一个类金融的产业,跟金融的关系密不可分。

举房地产这个例子,我想对经济的虚实之争,不仅是我们从事金融的会迷惑,社会大众很多时候也会迷惑。

比如说如果一个居民他不太理解房地产是一个金融产品,不太理解持有一套房子,其实是把自己一生收入的现金流折现到今天来持有这个资产,那么我想这个人可能在中国就很难提前实现自己的住房梦想。因为只要你下定了决心把未来的收入、现金流折现到今天来持有一套房子,大家看到中国的一、二、三、四线的城市的房产,大周期来看都是增值的。只有没有将自己的资产来折现投资到这个资产的,在今天看来才是住房的奴隶。

以房地产这个例子说明今天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很难说是黑或者白。很多实体经济部门没有办法跟金融部门切割。或者换个角度来讲,没有一个实体部门,不需要跟金融部门和金融产品相去对接。金融部门无法离开实体经济来独立发挥作用。

今天的中国大家讨论的问题是要避免金融空转,我们会看到金融天然的属性自然而然创造出很多交易性的工具、交易型的产品和交易性的资产。那么这些资产在一定范围之内,它本身是金融这杯啤酒中合理的泡沫。所以我们也可以讲没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就没有金融的流动性。但是在特定的形式,特定的时间内,交易性金融资产过多,过多的金融资源就挤入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来。

那么最后一个角度,为什么虚实之争会加剧社会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争论,我想是因为科技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线上和线下经济的变化。这种实力的对比和经济形态的变化加剧了争论。

曾经有种说法:是不是因为有淘宝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扼杀了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越来越难,利润越来越薄?

这种对线上和线下的争论,对很多传统的企业家来讲非常常见,因为面对互联网和科技的趋势,一个传统的企业,如果他只能在旧的商业模式和相对固定的市场范围之内生存,这样的企业确实会手足无措,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太少见。

当时我记得马云针对这个争论的时候讲过:互联网本身不是一个虚拟的经济,我们也要雇佣人口、雇佣劳动力。我们要建立商业模式,我们也要纳税,也要实现价值交换,我们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这个争论一段时间也就放下了,但是虚实之争在中国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特别是到了2018年出现了中美贸易争端之后,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经济界全面喊出“复兴美国”,让实体经济重回美国的时候,中国才会意识到:即使我们发展到美国那一天,我们也会发现经济结构中,并不是只有金融和服务业,我们仍然要去依靠我们的实体产业,依靠制造业、依靠工业。这个启发带动了整个2017-2018年政策大的转型,大家开始讨论金融去服务实体经济,这也是金融到现在这个时间最重要的变化。

放眼全球,中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学习的对象,不管是美国、日本、欧洲甚至是一些创新型国家,他们一直也面对局部的实体和金融,或者实体和虚拟经济调整的过程。

我刚才讲到了美国,美国曾经很长时间认为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所以他对工业或者对制造业比较长的依赖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给他们提供中低端的工业制成品,美国本土相对要面对劳工成本、法律、环境成本的挑战,所以很多工厂迁出了美国。

但是从奥巴马总统开始,到现在特朗普总统,最近十年以来,美国的再工业化或者说叫复兴制造产业的战略在非常清晰地推进,不仅政府制定了法律,设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而且对一些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去引导制造业企业回迁到美国。我们不仅看到特朗普总统对苹果公司提出要求,我们还看到红海企业富士康,在2018年国内上市后,又宣布在美国建造工厂。

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只有美国在这么做,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是。如果有机会,大家会对日本经济有一些新的看法。中国的商业和经济界一直对日本有一个通行的看法叫做停滞的20年,我想日本经济并没有停滞,这20年日本在两件事情——智能制造和新机器人战略方面实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日本的机器人公司,甚至在用机器人去制造机器人。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值得中国一些企业和部门去认真思考和学习的。

我们在欧洲看到两个中国的学习榜样:一家是德国,一家是以色列。

德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在推动他们的工业4.0,系统的打造制造业强国。对物联网、对数据、对整个的定制化市场精细化管理形成了非常好的案例。

以色列在科技创新,在军民融合成果转化方面做出了很多创新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除了美国本土企业,第二多的就是以色列企业。

从纵向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金融跟实体经济的这样的关系,大家会意识到:中国尽管经过40年的发展,但是实体还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还没有过渡到更多的社会部门、更多的就业人口仅靠金融来吃饭。真正需要的是靠实体去发展我们的经济,解决我们的就业,实现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横向的来看,世界各国都在夯实实体经济、创新实体经济方面在积极的有所作为。我想中国也将重新迎来一个火热、时髦的新实体经济时代。


新实体经济的的经济形态


那么新实体经济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至少看到经济形态上四个方面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任何的经济部门,不管你生产什么产品或者提供什么服务,最终是要满足客户需求。

没有一个企业不去想客户最终需要什么东西,在此时此刻,我觉得中国最大的客户需求变化就是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大量的、劣质的、低价格的低水平产品。

第二个本质的变化,就是我们要改变产品的科技含量,甚至要去创新一些全新的产品。

我们在经济行为中经常讲市场中是供需关系决定市场空间,但其实在商业行为中往往是供给侧推动了很多创新的东西出现。

中国今天最成功的公司是华为,在华为所竞争的领域里面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公司叫苹果。如果从历史周期来看,在二十多年前的90年代大家接触到移动电话,2000年开始使用彩屏手机,真正智能手机的发展是最近10年的事情。

我们用一个词的变化来去看手机这个产品的科技含量,或者说供给性的产品对社会影响有多大。

在移动电话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打电话、打手机。大家开玩笑说,大佬同学,你把你的手机借给我打一下,我来给谁打个电话。而今天我们在生活中间,每个人的行为是在看这个手机,我们会跟我们的下属讲,说开会不要看手机;跟孩子也去讲,说少玩一会儿手机。

手机是一个通讯产品,他为什么会从我们过去打电话这样一个功能变成了一个全面的智能终端,人们把它称为“第六器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客户需求给需求出来的,而是有一些创新企业和企业家供给出来的,它是一个科技产物。所以重视产品的科技含量,我觉得是新实体经济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

第三个最重要的特征,是要想一想我们今天企业,它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内部的人才。

中国过去40年,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坦诚讲,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他们相对城市工人待遇可以更低,生活条件可以更差,福利可以更低,但是他们也更勤奋,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变成了竞争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还存在吗?

有很多同学和朋友帮我们算账,在中国不管是南方还是东部,甚至是中西部去建造工厂,告诉我们今天的劳动力成本有多高。相比起来在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在非洲、在印度,甚至包括与美国相比,这些劳动力的成本和综合用工的成本已经没有优势。

现代人才就业或者劳动力的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国单纯依赖低端劳动力获利的时代,或者说劳动力红利已经要过去。

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些80、85、90后,甚至在今年出现的00后劳动力,他们底在怎么想,他们怎么平衡生活和工作的关系,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怎么看待对企业的归属感,我想这是每个企业都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个新实体经济的特征就是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问题跟前面的问题有一点相关性。比如大家都说中国进入到一个未富先老的时代,我们的劳动力已经不够用了;同样中国也进入了一个还没富,但是我们的环境压力已经大到了必须要从产业自身去着手解决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北京,这些天北京的天气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对空气、对土地、对水、对环境容忍到了极限的事情。我们也经常讨论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化工产品吗?如果不给我们蓝天碧水的话。

我想新实体经济就是能够满足客户的真实需求,重视新一代产品科技含量,能够促进现代人才就业,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经济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想金融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金融对于新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首先,新技术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些新技术的研发,这些新技术的创新,都需要金融和投资部门给予巨大的支持。

在中国的科研、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科研部门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科技成果转化。我跟他们去讲,这种成果转化真的是很难。因为这个科技成果出现的那一刻,它就是为了论文,为了获奖,为了被写成一本书摆在书架上出现的。它不是为了解决用户的问题,不是商业产品,不是实现商业价值出现的,真正的技术从第一天开始就是瞄准创新、商业、社会,这才是很多商业创新的起点。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基础科学,中国的基础科学是很厉害的,就像我们的军工也很厉害。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怎样把军品、把基础科学用来改善我们整个社会的福利,能够让这些核心技术为老百姓的消费、为社会能够提供更多的创新产品。

这样讲不是否定对基础产业和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是说我们看到硅谷那么多的创新,这些创新真的只是硅谷的天才和科学家们一己之力创造出来的吗?我想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是硅谷那么多的风险投资,那么多的创投机构,集全美国的金融机构之力予以支持,所以我们说没有华尔街就没有硅谷。

所以,对金融部门来讲,怎么样能够帮助实体产业突破新技术,能够支持更多的钱进入到真正的技术研发长期创新里,我觉得这是给我们金融部门带来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们跟实体经济结合的一个要点。

第二个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样让金融部门的力量能够参与到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中去。

过去我们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往往是讲一个企业输入一些商业资源,输出一些商业结果。但是我想任何一种商业模式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离不开企业和股东的利益安排,离不开企业和员工、客户、供应商、政府、社会相关者的利益切割和安排。

当然,最现实的,我们看到一个企业在考虑它的商业模式的时候,也离不开自己跟自己的金融投资者,不管是股权类的投资还是债券类投资者的利益相关关系。所以新一代的实体企业必须要从商业模式的构建的角度来讲,能够提出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改善整个商业的收益,然后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实现共赢。

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传统的实体经济基本都是为银行打工,没有一个人觉得一个实体企业为银行打工是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合理的利益安排,这是所有企业值得去考虑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新的经济环境下去构建自己新的商业模式?

第三个新实体经济的亮点就是他们要去走全球化的路线,我把这个词叫做“天生全球化路线”。

我们在很长时间观察到的一些实体企业,可能他们需要用20年到30年的历程,才会成为一批创新的企业。

比如说联想、华为这样的企业大概都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走到了行业的龙头,甚至走到了国际上;第二代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企业比如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企业差不多用了20年的时间;今天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因为他们有天生全球化的资源,差不多5年甚至3年的时间,就走到了行业里最领先的企业,出现了全新的商业故事和商业契机。

那是因为今天,商业模式你可以在全球范围之内去学习和思考,人力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配和调度,资金也仍然可以在全球范围之内筹措和运用,市场人员也可以在全球化范围之内进行价值的兑现。

所以对真正创新的企业来讲,创新永远不会局限在一个国界之内出现。怎么样做好这种全球的战略、全球的交付,是今天的新实体经济跟他背后的投资人,跟它的利益相关人共同关注的一个新话题。

最后一个新实体经济的要点,就是我们需要新一代的企业领袖。

长江是创造、甚至培养企业领袖的一个成功的平台,中国4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企业领袖。但是新时代的开始,怎样培养一批新的企业家,这批企业家需要具备在新的环境,新的市场趋势下适应的能力,甚至说在全球范围内调度资源的能力,这是发展新实体经济特别重要的点。

我也在另外一些场合跟大家去讲:实业企业家也要多学一些金融知识,要多学一些财务知识,多学一些资本的知识。

如果你不是最终要去当企业家,在企业里面选择只做精神领袖或者只做这个技术创新者,你也要去选一些金融资本和资金方面、投资方面的合作伙伴,来帮助你这个企业实现金融和技术、和实体资源、和商业模式的融合,这是新一代企业领袖必须要重视和实现的能力。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当时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他的这项研究是一个实证研究,主要讲在过去300年的时间之内,为什么欧洲会变成全世界经济的中心,会变成很多技术、很多新产品、很多新的产业门类的创新根源。

他的看法是跟三、四百年来,以银行,证券,企业年金,债券、期货和商业票据这些为代表的金融产品在英国和欧洲的发展,这些是欧洲振兴的前提。后来的一批经济学把这个观点延伸到了更多的经济体里面去。

美国的经济学家皮特·罗素还做过一个研究,这个规律不仅是在观察历史的时候,这四百年欧洲经济的崛起中间是存在工业革命跟金融革命相伴生的,同样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的过程中,是金融体系的崛起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样的规律也出现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国家金融体系的大跃进,他称之为“金融导引”。

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今天正站在金融导引的拐点。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时此刻金融导引的作用,不像过去那样仅仅体现在金钱的力量、获得资本的力量和资金的力量上,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一些新的能力,比如科技、比如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市场的巨大机会,带给我们在中国出现金融导引或者说金融革命机会。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完事顺利,在新的一年有更好的进步和发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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