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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重磅长文:全球或陷入滞胀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多大?机遇在哪里?



核心提示


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大宗商品上演“暴涨”狂潮,市场此前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正在逐渐开始转向滞胀预期。国际国内专家学者普遍担忧,全球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滞胀或更多衰退风险。

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典型的滞胀案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经历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滞胀阶段,具体可以分为1968年中至1970年中、1973 年初至1975年初、1979年底至1980 年底的三次滞胀期。本次滞胀最直接的诱因是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国家集体减产,造成全球石油市场严重供不应求,从而推动原油价格快速上涨,油价上涨构成了一次经典的总供给冲击,导致通胀加剧与产出下降,终结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史上难得的繁荣时期。

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不少权威专家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与1970年代发生的滞胀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无疑是最令人担忧的。

作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最重要进口国,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外围是在美国全方位的打压下、极限的打压下,必须考虑如何避开或者跨越“挑战国陷阱”(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李晓教授提出,要加强对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过程中"挑战国陷阱"问题的研究),考虑如何权衡海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大宗商品的新一轮暴涨;国内不得不直面更多疫情蔓延、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等诸多因素的严峻考验。

在这种严酷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可能形成的滞胀格局,才能确保2022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制智库本期围绕“全球或陷入滞胀,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多大?机遇在哪里?”这一主题,重点推出一组国内外专家探讨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诺贝尔学者对话中国经济学家:

2022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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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李晓教授


上个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与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李晓教授做了一场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的精彩对话,中制智库编辑整理了两位专家相关“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主要观点。

两位经济学家谈到新冠疫情、谈到俄乌军事冲突的升级以及欧美各国采取的全方位制裁、谈到能源价格整体上涨、谈到金融化过程对实体经济的打击、谈到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谈到中美贸易冲突、谈到美联储对于量化宽松的退出和美元体系的“武器化”的使用等等一系列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均表示担忧,在全球经济复苏渺茫,经济增长日趋下行的情况下,通胀的上行有可能使世界经济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再一次出现“大滞胀”。

李晓教授总结说,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可能会成为21世纪世界格局、秩序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很可能是在“大疫情”、“大通胀”,当然也可能是在“大滞胀”的基础上,加剧全球性的“大分裂”,或者全球化“大分裂”。简而言之,这场俄乌冲突危机对于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能源,包括金融秩序可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李晓教授认为,伴随着俄乌冲突加剧及其可能形成的全球经济衰退,或者滞胀的趋势,外需减少将使得我国出口面临很大的冲击和挑战,所以稳内需将成为2022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应当尽早、尽快地降准降息,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也要高度关注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无疑这将增大宏观政策调控的难度;另一方面,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尤其是那些针对提振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将会更加重要,但有个前提,就是需要各项政策的措施搭配得当,妥善处理好各项政策出台的时间、顺序,包括轻重缓急,以避免“合成谬误”。只要稳定住内需,再由部分的投资来拉动和稳定就业,总体上短期看,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就有可能达到5%以上。

长远来看,李晓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过程当中,如何解决好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手段及其路径依赖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避免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三是要考虑到民营经济是技术进步、稳定和增加就业的核心力量。以,增强民营经济的政策预期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或转型而言,如何确保社会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四是金融开放与发展,这里所谓金融开放与发展不仅是提高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样也是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存共荣的重要基础。

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一定要意识到,目前全球确实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如果事情发展得顺利,美国经济在今年和明年会增长得非常不错,中国也是一样。但也可能出现其他情况,那么经济发展前景将不容乐观。

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滞胀  中国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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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明


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典型的滞胀案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是世界经济史上难得的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恰好是被70年代的滞涨所终结的。1970年代滞涨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导致OPEC国家集体减产,造成全球石油市场严重供不应求,推动原油价格快速上涨。油价上涨构成了一次经典的总供给冲击,导致通胀加剧与产出下降。


滞胀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制订者最不愿意面对的一种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低迷,那么决策者将会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在滞胀的前提下,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通胀加剧。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通胀上升,那么决策者将会收缩财政货币政策以抑制物价。然而在滞胀的前提下,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停滞。


要成功解决滞胀问题,只有两条出路。出路之一,是通过各种措施让总供给曲线重新右移。这些措施既包括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包括通过谈判妥协让资源出口国重新加快生产,但无论如何,即存在不确定性,也可能耗时费日。出路之二,是为了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而不惜牺牲另一个政策目标。例如,在1980年代初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了成功遏制通货膨胀,不惜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代价。


笔者认为,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可能步入新滞胀时代。滞胀可能再度成为全球主要国家都会面临的重要挑战。


事实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的说法,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了“长期性停滞”的格局,也即世界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增速显著低于危机之前。导致长期性停滞格局的原因,大致包括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全球技术进步放缓、全球收入分配格局恶化,以及全球化速度显著放缓、各种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等。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然在疫情爆发初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度显著下跌。例如布伦特原油价格就在2020年上半年由每桶60美元以上跌至每桶20美元左右。然而从2020年下半年至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反弹,并已经远远超过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例如,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由每桶20美元上涨至每桶100-110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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