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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经济学家共话中国经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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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21位来自全球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前瞻性研判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专家们普遍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中制智库整理部分经济学家在本次论坛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刘世锦: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应把重心放在“进取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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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制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出席本次论坛时称,应对气候变化,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有三种反应方式,包括中国在内,全球都应把重心放在“进取型反应”。


具体而言,刘世锦指出,第一种是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高碳行业,面对压力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退出,但在短期内,当看到油价、钢材价格上升时,会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这种称之为防御型反应。


第二种是适应型反应。典型的例子是节能减排。


第三种是进取型反应。刘世锦指出,这要积极推动创新,特别是推动绿色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的生产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要做的事情很多,但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如果采取了正确的目标和办法,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绿色创新能不能增添机遇和机会?刘世锦表示,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林毅夫:中美应保持正常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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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时指出,中美应保持正常经济关系,树立全球稳定和平的新秩序。


林毅夫说,全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经济版图发生巨变。一方面最主要的国家增长率在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


他指出,全球版图变化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正因为这样的改变,美国想采取一些措施保持经济产出并遏制中国的发展。


面对当今情况,中国接下来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他指出,当前中国不断大踏步迎头赶上,有后发者优势。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经济增速在8%至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


与此同时,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以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林毅夫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算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8%的潜在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助力全球经济发展。


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是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贸易是1+1>2的共赢。


“因此,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林毅夫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增长将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也可以瓦解美国试图和中国脱钩的企图。


他还指出,目前中国正在迎头赶上,总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会是美国的两倍。


“到那一天,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确保对其国家有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说。


盛松成: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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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说:“无论是政策还是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很难想象不确定性和明天哪一个先来到。”


他预计,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政策会提前发力、会很快发力;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比如上海,可能要等到5月下旬甚至是6月。但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关于消费,盛松成表示,从2021年武汉疫情以后的经济复苏情况看,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出现典型的“V型”反弹。武汉疫情基本过去后,投资、生产马上起来,但是消费的恢复很慢,大约持续一年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分析背后原因,盛松成表示,因为消费恢复缓慢与消费意愿减弱有关。当年武汉疫情发生时,人们普遍将其视作会很快过去的短期冲击。但现在随着疫情的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深层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失去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很难弥补。


“我在上海很有体会,我的头发已经三个月没有理了。等解封后,我也不可能一个月理三次发。”盛松成表示,这些失去的消费就永远失去了,包括餐饮、旅游、酒店等各方面的服务性消费很难弥补。


黄奇帆: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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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旨发言环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当前和今后,中国面临系列挑战,主要包括: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环境约束偏紧,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


上述五大困难,叠加供给、需求、预期下降,中国经济遇上比较困难的阶段。唯有改革开放深化,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激发中国这一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在这一领域,黄奇帆提出五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许多先进技术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国内的这些机构应争取抓住机遇。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


此外,在问答环节,黄奇帆指出,应对中美竞争,中国创新模式与美国创新模式具有较大差别,将面临新的挑战。创新、移民和全球化,是美国不断提升创新实力的主要因素,而中国驱动因素主要是制度、人口、全球化。


中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客户中心型、效率驱动型两个层面。前者体现众多互联网公司涌现,后者体现在完整高效的产业链。工程技术型、科学研究型两个层面,中国总体上取得的成就,相对欧美来说较少。


我国创新焦点要随之改变,由客户中心、效率驱动型转变到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型模式,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以资助可控的技术体系保证国家安全。


针对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方面,黄奇帆分析称,中国资本市场的应有功能,即资源优化配置、投入产出、国民经济晴雨表等功能,还未较好彰显出。应从融资端、投资端、机构端三方面综合发力解决。


一是融资端方面,上市公司数量增长较快,但在市场加速扩容下,存量资本资金分流明显,抽血压力很大,场外资金迟迟处于观望态度,由此也会导致股票市场存量资金进一步分流。应建立有效的退市制度,打破股市IPO刚性兑付,有进有出,有呼有吸。优胜劣汰,保持上市和退市的股票数量大体持平。


二是投资端方面,长期投资占比较低。由于A股长期高波动性,缺乏稳定的财富效应,居民长期资金投资意愿有限,机构也会设定股市投资比例限制。提升A股机构化程度,还具有显著空间。企业年金、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基金等构成中国版401K的社会保障计划大力推进,将在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为股市、经济发展积累长期资本。


三是机构端方面,国内证券公司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直接投资、并购顾问能力待提升,行业集中度较低。公募基金同样面临结构性问题,长期价值投资能力和专业定价能力未能充分体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贡献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效率,未达到公募应有水平。需壮大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力量,在机构对股市信心、资金投资意愿提升等方面有所导向。


余永定: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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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表示,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冻结俄罗斯银行3000亿美元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美国的信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沉重冲击,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目前所面对的局面。


对此,余永定认为,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以达到提高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等目的。对于存量的中国海外资产调整,余永定建议:一是考虑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的资产,分散外汇储备的币种;二是中国可以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例如通过股权方式投资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三是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


对于中国海外资产政策调整,余永定则表示有以下方面的建议可供参考。第一,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第二,要取消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第三,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地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第四,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用掉多余的外储。第五,坚持汇率浮动政策,要坚持干预市场,适应维护市场稳定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或者减少。第六,增加海外投资形式,把贸易顺差转化为海外投资。第七,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是要小心债务陷阱。


李迅雷: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建议推动发放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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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论坛时表示,我国在扩内需领域,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投入力度,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李迅雷指出,受到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经济外循环内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主要是通过基建投资。但完全单靠基建投资是不够的,因为基建投资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因此,促消费意义重大。


对于促消费的方式,李迅雷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应推动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相比美国发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拐点和房地产市场的拐点,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靠外需很难,扩内需就需更多靠消费拉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消费总量还可以,因为人口基数大,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上存在消费率过低问题,居民家庭消费更多用来投资、买房。相信今后随着房地产投入的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此外,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业责任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不惜代价救经济,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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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疑问,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的金句是本场最佳。简明,扼要,悲悯,具象。简而言之,就是目前的经济形势下,需要“不惜代价救经济”,方法是“发钱”。


黄老师说,这句话的原型是欧洲央行的前行长德拉吉在欧债危机时候提出来的(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eserve the euro ),黄老师改成了“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 economy”。意思是,在经济危机时刻,“稳经济”本质上是阻止系统性风险,必须放在宏观政策首位,什么杠杆率、结构、效率、公平这些问题都要放到次要位置上。


黄老师认为,中国的全力抗疫进入到第三年,很多企业和很多家庭的流动性遇到巨大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生存也是会有困难的。所以在维持现有抗疫政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更直接地支持这些机构,去支持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但是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


作为顶尖宏观经济学家,黄老师对目前货币政策也提出一针见血的建议:


第一,货币政策要更关注总量而不是结构。


第二,货币政策要保证独立性,但前提是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问题。


最近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货币政策应该“以我为主”,不被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所影响。但黄老师认为,考虑到蒙代尔三元悖论(汇率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只能三选二),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独立,需要对跨境资本流动加以关注,否则担心会按下葫芦起了瓢。


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更重要。这几年央行在“结构性货币政策”上创新很多。所谓结构,其实就是要求对行业或者具体对象“精准”放水。其实很多时候,精准的意思就是计划。不是所有计划都不好,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计划的结构经常是效率不高。平时效率不高也就罢了,危机时刻央行是最后贷款人,是市场信心背书的核心,一丁点的软弱和低效很可能造成预期恶化,导致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都陷入螺旋式下跌状态。


黄老师的发言是在下午。大家听了一天,其实已经蛮困顿了。但在这样一场相当官方的论坛上,从黄老师这样身份的学者口中,以如此简明直接的方式讲出,就像大石扔进平静水面,激起巨大涟漪。很多经济学家纷纷赞黄老师,就“不惜代价救经济,发钱”这一句话,足可以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史上留名。我也觉得如是——那一刻的黄益平老师,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更是真正怀有悲悯,正直,和勇气的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自我塑造。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保经济就是保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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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教授先给了两个战场的判断,将抗疫与保经济并列,提出:


1) 控制好疫情,保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的最好方式。同时计算出过去两年的抗疫成功相当于人均寿命多了10天,即相当于救了400万人的生命。


2)保经济就是保生命,稳经济就是保生命。李教授计算出,人均消费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全国算下来就是230万人的生命。所以保消费就是保生命。消费是跟经济增长同步的,所以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把潜在GDP增长速度保持住,就相当于保生命。同时李教授的研究发现,消费下降是有惯性的,今年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这相当于损害人民生命。所以保生命就要保消费。而保消费,就要保物流通畅,以及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这段话在网上被摘得七零八落,也被诟病甚多。但你仔细品,我认为主题句还是很清晰的。我听视频会议时一边随手翻小说《鹿鼎记》,恰好看到小宝上神龙岛一节—— 洪教主点头道,“陆高轩智谋深沉,武功高强,笔下更十分来得,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稳。很好,很好,你跟随白龙使同去便了” 。


陆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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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论坛上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


陆挺指出,除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也要注意内部风险。疫情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对基层政府稳定运行和基建投资造成压力。此外,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也有所变化。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但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困难,而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也有所下降。


陆挺认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当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下滑意味着财政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增加政府可调配的资金,甚至在一定的时候要调整今年的赤字规模。


陆挺表示,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减免,加大税收减免力度非常重要。


此外,陆挺表示,在推动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报资金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稳外贸方面,可以适时、适度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在人民币的略有贬值的状态。


张晓慧: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结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会上表示,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当前我国需要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张晓慧从两个方面展开阐述。一是当前必须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力。自古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持之以恒探索,以科技发展来谋求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出现多维度多层次分裂态势,政府越来越多将矛头外移,不断对中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技能力提出质疑。中国将会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反制力量。


同时,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巨大。当前我国需要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我国科技发展速度虽快,但整体水平仍有差距,也还有一些重要系统性和机制性问题不可忽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科学知识缺失,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低,造成认识科技能力较差。第二,从功利角度去看待科技,科技在体制内的地位相对较低。第三,资本和科技条块分割,既缺乏长期稳定的资本来源,同时也缺乏科技和资本相结合的模式机制。四是资本过度膨胀,失去为科技服务的社会目标,脱实向虚趋势比较明显。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张晓慧指出,应发展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作为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后发国家,目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还处在相对初级的起步阶段。当前推动科技发展创新的主要动力还是财政资金,资本与科技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甚至偶尔出现相互脱离的倾向。


此外,张晓慧表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美国的经验是重要的借鉴。科技创新目前面临重大挑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引导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特别是参与基础研究方向的投资,实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薛澜:中美需尽快建立对话机制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在会上表示,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关键的要素,处理好会对国际经济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处理不好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需要进一步找到更为合理的框架和方式来实现管控。


过去40年间,中国科技领域取得巨大进展。薛澜认为,得益于持续的科技研发投入,以及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取得较快进步,如科学论文发表数量排在全球第一,专利申请也实现全球领先等。


同时,薛澜指出,相对全社会研发投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远远不足,将近80%来自于企业的投入,而企业投入更多表现在产品的开发方面。过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主要通过国际合作、购买专利的方式来促进。改革开放在科技合作方面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他进一步表示,我国科技领域在取得巨大进步的背后,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顶尖论文的数量,与美国差距较大;在很多关键领域,如半导体,卡脖子现象比较明显等。中国在科技领域还可做出更大贡献。如何管控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问题,当前的一种框架为:一是科技创新领域进步会加强国防的能力;二是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创新领域,薛澜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首先需要在多个层面加强沟通,尽快建立对话机制;要有合理的框架来进行管控,不要让竞争走向极端;要把竞争的边界厘清,避免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降低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加强对双方有利方向的合作,如在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


鞠建东:确保中国技术的市场份额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东在会上表示,打破国际技术遏制,需要培养中国本土技术的竞争力,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打破国际技术遏制的政策方面,建议国外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中国技术至少要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30%。


鞠建东认为,渐变型技术与突变型技术截然不同,是通过对旧技术的更新迭代且逐渐积累实现的技术创新,如芯片技术。推动科技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借助“创新-规模”循环: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市场份额,利润。


他进一步分析称,美国的技术遏制与循环中断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打击敢于和能够挑战美国技术垄断的企业。二是在核心技术世界(包括中国)市场上保持美国垄断,卡断中国技术的升级路径。


打破国际技术遏制,需要培养中国本土技术的竞争力,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反国际技术遏制政策层面,鞠建东提出,国外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中国技术至少要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30%。


因此,货币产业政策方面,鞠建东建议,今后10年,每年通过货币产业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投入2万亿元,确保外国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增加1%的GDP增长率。


彭文生:促进平台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会上表示,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即中美关系。当前,中美两国正面临竞争和脱钩比重加大的问题。


彭文生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中美科技领域合作的实质,与中国的规模经济有关。中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制造业产业。美国在前沿领域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引入到中国市场,发挥规模效应,快速降低成本,实现商业化应用,美国企业获得更多资金进入下一轮创新,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和模式的学习。全世界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低成本新产品的美好模式。


针对如何应对科技竞争挑战,彭文生认为,应利用好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这是最大的优势。


一是强调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性,金融要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但金融和实体在企业的层面是分开的,即产融分离。产融结合在实体层面,在政府担保引入竞争性领域,使得一些享有市场势力或垄断地位的企业,能够获得不规范超额收益。因此,金融必须持有牌照经营,且接受严格的监管。


二是实体层面,处理好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反垄断主要聚焦如何促进创新,促进平台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甚至通过监管的要求,达到最低科技研发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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